历史学家陈寅恪逝世

历史学家陈寅恪逝世(TodayOnHistory.com)

陈寅恪

那还是1973年6月的一天,当年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吴宓先生,此时身负罪名正谪居在重庆市郊的一间斗室里,垂死病中,他忽然梦到了老友陈寅恪。此前一年多,他曾冒死写出一信给广州中山大学的革命委员会,探问“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”的近况,结果是泥牛入海,毫无音讯。他不知道陈寅恪在浩劫中历尽摧残泪尽而逝已经有好几年了。现在这生死不渝的情谊,竟形诸梦寐。老友在梦中向他诵释自己的新诗句“隆春乍见三支雁”,吴宓百思不解其义,从梦中惊起。

1919年,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之际,在美国波士顿郊外的哈佛大学,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却在校园中俯仰吟啸,旁若无人。他就是中国留学生陈寅恪。先期至此的吴宓与之一席接谈,当即惊为奇才。他写信给国内的亲友说:“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,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。”两人由此缔交,结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谊。终吴宓之生,他一直视陈寅恪为师友。在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代,他们“以义命自持”相濡以沫的生死情谊,在中国历史上,或许只有传颂千年的钟期伯牙高山流水的动人传说,方能与之媲美。

“义宁陈氏一门,实握世运之枢轴,含时代之消息,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。”------吴宓《空轩诗话》

 

陈寅恪(1890-1969)祖籍江西义宁,出身世家。所谓“陈氏一门”,是指从祖、 父到陈寅恪这三代人。对于不了解近代历史的人来说,难免会有这样的疑虑:对于像陈寅恪这样一位毕生蛰居在学院门墙之内的学者来说,吴宓的评断无乃太过?

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巨变中,湖南具有重镇的地位。尽管岳麓书院早有“唯楚有才,于斯为盛”的联语,近代湖南人物之盛依然令人吃惊。近年来探索这一谜底的颇不乏人。但追源溯始,却不能不溯至义宁陈氏父子。

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,早年进京会试时,曾在酒楼上眺望见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熊熊烈火,捶案痛哭,四坐皆惊。他由此痛感中国旧法不能不变。其后陈宝箴多年在湖南游宦,颇有政绩,“中兴名臣”曾国藩以“海内奇士”视之。他与被称做“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”郭嵩焘及黄遵宪等人相友善,他们突破陈腐的夷夏观念,力主变法维新,学习西方文明。

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,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“四大公子”。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,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“讲学论文;慨然思维新变法,以改革天下。未尝一日居官也”。(吴宗慈《陈三立传略》)

清咸丰同治年间,洋务派对于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,仅仅局限于物质器用层次,而无视西方文明背后的政治文化基础。梁启超曾抨击他们:“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,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,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,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。”以为中国不及西洋的只是“枪耳,炮耳,船耳,机器耳。吾但学此,而洋务之能事毕矣。”诚可谓掴掌见血之论。

甲午战败后,中国国势日危,不但西方列强虎视鹰瞵,连俄国、日本也图谋瓜分中国。不甘亡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思考变法图强。陈宝箴父子策划以一省变法,先臻富强,“为天下倡”。恰在此时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,陈三立从旁参赞策划,与黄遵宪等人一道,在居东南上游的湖南省率先发动变法。他们借鉴西方文明,对湖南全省的吏治、财政、武备、交通等进行整顿,不到两年“风气盛开,吏治称最”,陈宝箴父子的变法,最引人注目的乃在于推行了一系列开发民智,转变风气的改革措施。当时的湖南风气闭塞,士人仍旧囿于传统的华夷之辨,不思进取。陈氏父子汲汲以养育人才为务,创设新学校,引纳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来湘讲学授徒,使风气闭塞的湖南“人尽奋发,士皆淬砺”,一变而为开天下风气之先的省份。毛泽东当年曾经这样记叙陈氏父子在湖南变法的那段历史:“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,召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,在长沙设时务学堂,发刊《湘报》、《时务报》。一时风起云涌,颇有登高一呼之概。原其所以,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,屡受打击于列强,怨痛愧悔,激而奋发。知道徒然长城渤海,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。中国的老法,实在有些不够用。‘变法自强’的呼声一时……大倡。中国时机的转变,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。湖南也跟着转变,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。”(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第二版,第362页)而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正是居于这个大枢纽中领袖群伦的人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