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民艺术家赵丹逝世

人民艺术家赵丹逝世(todayonhistory.com)

左起:周恩来、王为一、徐滔、赵丹

1980年10月10日,人民艺术家赵丹因患癌症逝世,终年65岁。

赵丹,原名赵凤翔,祖籍山东肥城,居江苏南通,生于1915年。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在中学时代,就热爱戏剧艺术。1931年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国画。1933年,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,他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,从事进步话剧运动,并进入电影界。从《琵琶春怨》开始,几年里他先后参加拍摄了20多部影片。特别是在《十字街头》、《马路天使》中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,成了一位最受观众欢迎的明星。1937年,赵丹和许多电影戏剧工作者一起,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。1938年,赵丹赴新疆开拓戏剧工作,遭到反动军阀盛世才的残酷迫害,系狱5年。抗战胜利后,赵丹回到上海,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昆仑影片公司,主演了《遥远的爱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等影片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赵丹的艺术才华有了自由施展的广阔天地。他成功地塑造了李时珍、林则徐、聂耳、许云峰等艺术形象,为中国电影的表演艺术留下了可贵的财富,博得了国内外观众和影评家的赞扬。10年浩劫中,“四人帮”对他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迫害,关押了5年。

在他逝世前两天,即1980年10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赵丹写的文章《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》:

《人民日报》正开展“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,把文艺事业搞活”的讨论。看到“改善”、“搞活”的标题,颇喜;看到“编者按”中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,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,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”,又忧心忡忡了。我不知道“编者按”中“我们”的范围有多广。我只知道,我们有些艺术家——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、不屈不挠,一听到要“加强党的领导”,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。因为,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,每一次加强,就多一次大折腾、横干涉,直至“全面专政”。记忆犹新,犹有特殊的感受。以后可别那样“加强”了。

我认为: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,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,具体地说,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“双百”方针。

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,党究竟要不要领导?党到底怎么领导?

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,党领导农业政策、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;但是,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、怎么做板凳、怎么裁裤子、怎么炒菜,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、演员怎么演戏。文艺,是文艺家自己的事,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,文艺就没有希望,就完蛋了。“四人帮”管文艺最具体,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、一个补钉都管,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,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?!

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,就当了作家的?鲁迅、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?党叫写啥才写啥?!那么,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?生活、斗争——历史的进程,产生一定的文化、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、理论家,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从文艺的风骨——哲学观来说,并不是哪个党、哪个派、哪级组织、哪个支部管得了的。非要管得那么具体,就是自找麻烦,吃力不讨好,就是祸害文艺。

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,都说自己“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,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”,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。否则,建国30年了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60年了,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,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、区、县、公社、厂矿,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,才放心呢?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!尤其,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,权力又高度集中,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,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,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,因为一转化为内行,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?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,内行也追之不及,表现费力,再加上干扰重重,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,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。

各文学艺术协会,各文学艺术团体,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?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?我看要认真想一想、议一议。我认为不要为好。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,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,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。